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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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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藏物之道与近身之学(从学术史论可居先生)   

2014-02-07 17:00:5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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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居先生之学,事涉多方,业有专门,原非我所能评判;今仅从学术史的立场,试论其为学的源流与风格,已详者略之,不过管窥其一端而已。其中有逸出题外、旁及他人之处,则意在由比较以见其治学旨趣也。


稍知可居其人者,都知道,谈可居的学问,首先不能不谈可居的收藏。而谈可居的收藏,又不能不谈五十年代以来大陆的文化风气。

前一阵翻检到陈垣作于1949年9月的一篇《对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的感想》,里面说:“前些时,有人问我,北平解放后,你看见些什么和以前不同,我告诉他,看见的先不说,我告诉你看不见的。解放后的北平,看不见打人的兵,看不见打洋车夫的警察,街上看不见乞丐,看不见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见托人情送官礼的事情,更看不见有所谓‘新贵’在琉璃厂买古董……”(《陈垣全集》第二十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其他事且不说,但说“看不见有所谓‘新贵’在琉璃厂买古董”,则显然言之太早了。试看曾几何时,红朝的“新贵”们,如康生、田家英,如邓拓、夏衍,不都到琉璃厂买古董了吗?

当其时,旧的有产阶级群体,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多栖栖惶惶,处境凶险,文物市场供大于求;而共产党干部中的知识分子,以及少数学院知识分子,政治地位既优越,经济境况亦宽裕,遂因缘时会,在收藏上取旧阶级而代之——借用凡勃伦的著名学说,也就是造成了一个红色的有闲阶级,使得传统的有闲文化成为这一新阶级的高雅装饰。黄苗子曾回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因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这个条件。东西又便宜,你买一个很好的明清抄本也只要十多块钱。所以真是好时代……”(《画坛师友共沧桑:黄苗子访谈录》,曹鹏《大师谈艺录》[一],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页162)但我们要知道,黄苗子的“好时代”,却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坏时代”,少数人之幸,却是天下人之不幸。

当然,话说回来,“好时代”也好,“坏时代”也好,其责任都不是那些“新贵”收藏家所能承担、所应承担的,他们只是适逢其时罢了;而且,作为勃焉而兴的收藏群体,他们的政治身份是新的,但他们的文化担当却一仍其旧,在客观上延续了旧时代的收藏风气,延续了旧文化的传承,甚至也延续了旧士大夫的传统,使中国文化存亡继灭,不绝如线,这是很应当肯定的。(即使如康生者流,也不当抹杀其个人趣味及收藏实践,政治上的功罪是一事,文化上的得失是另一事。)

1949年前后,可居以弱冠之龄随军南下,其地位跟那些红朝的大人物自有云泥之别,但毕竟也属于新社会的主流阶级,而他在收藏方面的摸索与奋进,也正是得力于同样的历史背景,此不可不知也。因此,郑重先生将可居列入“干部收藏家群体”,确实是有缘由的(《换了人间:新中国收藏家》,《收藏大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自然,可居又异于田家英辈,他绝未自限于收藏一道,而是更进一步,非仅收藏中人,更是学问中人。归根结底,他是以收藏为始,而以学问为归,以学问为本,而以收藏为用,收藏只是治学的工具而已。

如可居辑录《越南景兴钱谱》、《越南钱币集拓》,为钱币学的特异之作,即基于其个人的勤搜厚积;又与马飞海合作主编“中国钱币文献丛书”,为旧钱币学的集大成,亦基于其长期积累的钱币文献(后捐予中国钱币博物馆,为海内外最完整的钱币学文献集藏,可参《可居室所藏钱币书目》);整理《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亦系一己的珍藏;凡此皆属显例。又试检《可居丛稿》,如有关文献的《跋明黄君蒨刻本〈水浒牌〉》、《记十竹斋〈印存初集〉》、《黄士陵手写本〈穆甫杂录〉》,有关钱币的《记明万历元年“五屯通行钱票”》,有关信札的《东北名人书翰一脔》,皆直接基于个人藏品而作考述,至于间接涉及个人藏者者更无论矣。这很可见收藏与学问的相成相济。

作为收藏型的学问家,可居先生几可谓硕果仅存的代表,其藏物之道,即其治学之道也。

可惜的是,《丛稿》所见涉及其私藏的文章、题跋固然甚多,但未见诸文字者恐怕更多。比如可居所辑《金石家翰墨》(未刊)、《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中的众多藏品,他都未加释论;又如他搜集龚自珍作品的版本最多,《丛稿》有关论文亦不少,却未及汇校为一部新的《龚自珍全集》。

可居的“藏物之道”是渊源有自的,他没有正式的师承,却堪称转益多师。检读《可居丛稿》,他所交往请益的师友,如长于文献学的周叔弢、潘景郑、黄荫普,长于古文字古器物学的于省吾、容庚、商承祚,长于书画学的启功、谢稚柳,长于钱币学的戴葆庭、马定祥,多是以收藏闻名的学问家(参《〈中国钱币大辞典·泉人著述编〉后记》、《〈可居题跋〉后记》)。可居亲炙诸人,在治学作风上也可谓承其余绪。

可居先生有个不常用的室名——“越礼在斯堂”,这当然是摹仿了罗振玉的“殷礼在斯堂”,用现在的话讲,也是向罗氏致敬。此外,可居以余事为书家,其书迹雅静内秀,吾友罗韬以为深得罗氏题跋神韵,此亦可谓追步罗氏的一种方式。事实上,罗振玉可以说是可居最为景仰的学林人物了,其于罗氏手泽,历年南北搜求,每见必争,所得集外信札即有四十一通,另有手稿、扇面、题跋若干(参刘春喜、阮华端《中国近代传古第一人——可居室藏罗振玉书翰述略》,《广东省博物馆开馆五十周年纪念文集(1959-2009)》,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虽然,世异时移,雨打风吹,不论外在环境,抑或个人际遇,后人已再难追步罗振玉及其同时代的收藏家了;但论“抱残守缺”的传古精神(罗振玉自谓“兵戎满地,来日大难,我辈乃欲于此时为抱残守缺之计,冀存三百年之史料,亦可谓天下之至愚”),论“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语见钱穆《国史大纲》书前语),又岂无其人?如可居先生者,即无愧继者。

关于学者私人收藏文物问题,在此且说一点题外话。

众所周知,受近代西方学术观念影响,中国考古学元老李济一生力主文物公有,私人不收藏文物,至今仍是两岸考古界的无形规则(参《现代学林点将录》李济条);作为官方考古发掘的参与者和主持者,其言行是有其理由的。但杨宽更谓:“近代中国研究古物的学者,往往兼做古物的收藏家,甚至兼做古物买卖,这是学术界的一种病态。”(《历史激流:杨宽自传》,页196)则又未免过犹不及。作为官方考古学之外的学者,如罗振玉,如于省吾、容庚、商承祚,如可居,都可算“兼做古物的收藏家,甚至兼做古物买卖”的;但非常显然的,他们的收藏不仅有益于作为个人成就的学问,更有益于作为天下公器的学问。绝对的文物公有,既非必要,也不可能,私人文物收藏与官方考古挖掘并不矛盾,而是互补的,一概责之以“病态”,又何其病态!


可居先生治学的另一个风格,则可以“近身之学”称之。

台湾章群总结教会史家方豪的学术特点有云:“……先生治史则自近身始。身为教士,则治教士来华传教史;身在台湾,则治台湾史;先生数世居杭,余敢必言,先生治宋史,自南宋临安始。”(据李东华《方豪与现代中国史学研究的转变》引,《方豪先生年谱》附录,[台]国史馆民国90年版。另参《现代学林点将录》方豪条)方氏本人亦对学生表示:研究历史要由自己家乡的历史研究起(许雪姬《方杰人教授对台湾史研究的贡献》,《方豪先生年谱》附录)。而可居长居岭南,则治岭南文献之学,供职银行,则治古钱之学,正可谓“近身之学”。

文献之学、钱币之学,实为可居最用力的两大领域。其治岭南文献,大者如整理《元大德南海志残本》、《屈大均全集》、《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小者略检《丛稿》即可见,可不细论。窃以为,其治钱币学,尤其是钱币文献方面,更能代表其深度,亦更能代表其特色。

可居早年由军旅转业后,曾任粤东交通银行经理、汕头地区建设银行行长,其寄托兴趣于钱币问题,至少部分当由此机缘而萌发。盖古钱币之学,清代以来风气甚盛,其所研讨之物固源于古,而所牵涉之理则及于今,可居用力于此道,既能满足文物收藏之好,又能结合社会职业之用,洵可谓“藏物之道”与“近身之学”的结晶。

其专门的钱币学论著不必论,即使表面上与钱币学无关的论著,亦未尝无钱币学的痕迹在。如《记十竹斋〈印存初集〉》、《介绍几部明清刊本定价印记》,皆由实物资料探讨古籍价格问题,篇幅虽短,却令人有空谷足音之感;又如《龚自珍诗文集早期刊本述闻(六)》附有《龚自珍研究古币资料辑》,亦人弃我取,为世之龚自珍研究所忽略者(参丁玲《可居室学述》,《广州图书馆藏可居室文献图录》附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页230-231)。——由此,我甚至有些怀疑,可居先生对龚自珍的特殊兴趣,会不会也是由探讨其钱币学而触发?无论如何,凡此皆可见其钱币学眼光,亦可见其由“近身”关系而形成的“银行视野”。

关于可居先生的银行从业经历及视野,作为个案,值得稍作比较。

银行业为近代以来经济社会的重心之一,检点近百年中国学界,曾司职银行的学者实不乏其例,其中又可约略分为三类:

一类是研究现实经济问题,与银行工作关系密切,如章乃器曾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顾翊群曾主持中国农民银行、四行联合总处,梁庆椿曾任职中国农业银行,又如卫挺生(早期研究财政问题,后转向历史研究)的曾任职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资耀华(研究金融问题)曾任上海银行天津分行经理。(此外,顾准平生似未曾在银行工作,但早年著有《银行会计》。)

另一类是研究经济史问题,与银行工作有间接关系,如冀朝鼎(著有《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曾任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罗玉东(著有《中国厘金史》)的曾任职中央银行,彭信威(以《中国货币史》著名,据说他是为了研究中国货币史才进入银行工作)曾任职香港中国银行,卫聚贤(领域杂多,著有《山西票号史》)曾任职中央银行。

还有一类是在治学上与经济、金融问题无甚关联,其银行工作纯属外在的事业或职业,如叶景葵(文献学)曾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梁启勋(精于文史、专于词学)曾任职中国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谢国桢(南明史)曾任职上海大中银行,黄苗子(书画及其历史)曾任广东省银行监察人、中国实业银行董事、中央银行秘书处副处长。

由此观之,可居出身军旅,未受过经济学或金融学训练,其论学实不直接涉及经济学问题;但他司职银行,近水楼台,终有金融问题意识,或多或少体现于其基本思路及研究对象方面。其所研治,非致用之学,重古不重今,性质约略在第二、第三类之间,尤其在彭信威与叶景葵二氏之间。故有可居先生在,则此一学术系谱遂可谓至今不绝矣。

总体而论,在治学取径上,可居大体可归入文献学的范围,其治文献固然是采取文献学方法,而其治钱币学,实以钱币文献为重心,亦多采取文献学方法。不过,其《从古代中外货币交流探讨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一文,则有综合透彻的眼光,于货币史、中外交通史及岭南历史皆深有价值,固已超出文献学之上;而就题材论,此文既以货币问题为主,又攸关于岭南地区,皆契合于“近身之学”的旨趣,尤能代表其论著的精萃。

回想往日拜访可居先生时,他屡引钱玄同的两句诗“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按:此实为沈尹默诗,见周作人《药味集·禹迹寺》、《苦茶庵打油诗》之四自注,检沈氏诗集未见),提醒我宜潜心做古代的学问,勿牵涉现实的政治,这当然也是有其自身遭际的体会与感叹在内的。可是,即便如此人间,孰能免此有情?可居治学“自近身始”,尝自述:“予自铁岭牧马南来,忽忽已五十四春秋。生我辽东,毓我岭南,故视岭外为不佞第一故乡也。而于乡邦历史文物所得亦非少……”(《高纲〈二十七松堂集序〉跋语》)这最可见他的“太有情”。


以上论“藏物之道”与“近身之学”两事,我以为是可居先生治学的大端,是其特色所在;至于其具体成就,尤其是涉及收藏各门类的林林总总,则非我所敢论列,丁玲先生《可居室学述》已有详细的述评,大家可以参考。

唯有一事不妨拈出,略作申论。

可居早年随军驻防天津时,承当地一位老人赠予所藏火柴商标巨册,遂引发他对火花的研探,后乃与刘顺卿、王藜青合著有《中国早期火柴工业及其商标》(1963年油印本),系此领域最早的专著。在可居论著中,这恐怕是易受忽略的,甚至可居本人也未必重视的。盖以新技术的嬗替,火柴之为物,至今几成弃余的刍狗,在日常生活中已无足轻重;又因为其历史较近较短,在收藏上似亦不甚入流品,而在学问上就更不足道了。

然而,在物质文明史上,在日常生活史上,乃至在经济社会史上,火柴都曾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试看晚清时,日本火柴制品占了中国市场近八成,获利无算;二十世纪初,瑞典克罗伊格即凭制造、销售火柴而富可敌国,号称“火柴王”;民国时,中国实业家刘鸿生亦以火柴制造为其经济上的一大支柱。在“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时代,其物虽微,其利却巨,是我们今日难以想象的。

在此,可以举胡适收藏火柴盒的掌故为例。胡适1958年12月出席台湾中央研究院庆祝宴会时,曾提及:“记得抗战期间,我在驻美大使任内,有一位新闻记者写了一篇关于我的报道,说我是个收藏家,一是收藏洋火盒,二是收藏荣誉学位。……谁知这篇文字发表后,惹出大乱子来。于是有许多人寄给我各处各式各样的洋火盒,因此我还得对每个人写信去道谢。后来我把我自己的洋火盒寄给一些送我洋火盒的人。谁知有一位朋友把我送的洋火盒在报上刊出来。我的洋火盒是篆字‘胡适’两字的图章,白底红字的封面,于是又惹出来不少麻烦,很多读者纷纷来信向我要洋火盒。我的收集洋火盒,并不是有特别大的兴趣,只不过是我旅行到过的旅馆,或宴会中的洋火盒,随便收集一些,加上别人送给我的,在我的大使任内就积有五千多个,我留在大使馆内。“(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页3-4)胡适当然不至于将小小的火柴盒太当一回事,但他不仅收集,还自制个性火柴盒,“为此无益之事”,也足可说明当年火花的特殊吸引力。前有绩溪胡氏的收藏火柴盒,后有铁岭王氏的研究火花,亦可谓学界佳话也。

火柴此物,作为日常生活用具,在性质上近乎名物一类;近时由于扬之水、孟晖的研治,名物研究颇成为一时风尚,焉知今日不时髦的火柴,百十年后不会成为时髦的学问呢?如此,可居先生的火花研究,也并非“无补费精神”之事也。


最后,还想说一点学术之外的话。

世上或许有纯粹的学问,却不会有纯粹的学人,任何学人,也都是生活在世间的。他们在凡俗的世间,总有着不同的际遇,不同的因缘。

可居先生在收藏和学问上的崛起,是得益于了“干部收藏家群体”这一身份;但这一身份,也绝非没有成为其收藏和学问之累。可居1957年被打成右派,身心方面所受的打击自无庸说,仅藏品方面,亦颇有散佚,而不可复得矣(参郑伟章《文献家丛考》王贵忱条目,中华书局1999年版,下册页1711-1712)。此系其幸中之不幸。

另一方面,即使成了右派,也未尝没有意外的益处。章诒和回忆其父章伯钧当了右派后,来访的储安平问他:“伯老,你家的客人少了,还能习惯吧。”章答:“客人不但少了,而且都是清一色。”并作了个戴帽动作(《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储安平与父亲的往来》,《往事并不如烟》)。可居的情形也不无相似。他曾跟我提起,当日他交往者多学界中人,其中复多右派,其家中童子无知,曾指曰:“都是牛鬼蛇神!”当其时,谈笑有白专,往来皆右派,尤其是作为学问家的右派,这对于可居在治学上的进境当然是有助益的。此则其不幸中之幸也。

可居先生宅中,长期挂着一幅“可居室”的木匾,系根据王世襄先生题字蚀刻的。王世襄的落款,有“同年”二字。盖二老同为右派,故相互间以科举时代的惯语戏称。可居在政治上的“同年”阅历,不是我们所能完全体会的;正如他在学问上的“藏物之道”,也不是我们所能真正继踵的。到如今,可居先生的“同年”们,已多为异物,可居已成了学术界罕有的“贞元朝士”,在他,多少会有些寂寥之感吧?尽管如此,这终是我们晚辈的幸事。

有无数名士鸿儒在前,后来者要做出一点学问,似乎越来越不容易;但我想,做学问的途径其实很多,各有各的因缘,各有各的门道。尽管可居先生的为人为学,非我辈可以直接效仿,但他作为一个榜样——不论是他的自学成才(军旅出身),还是他的塞翁失马(右派遭劫),不论是他的“藏物之道”,还是他的“近身之学”——都能给我们很多的启示。故读《可居丛稿》其书之外,还需要读一读可居先生其人。

 

(《南方周末》已刊,稍有删削,这个是未删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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