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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与帝国主义   

2014-06-23 18:33: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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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已发在《南方都市报》,不过有删节,今贴出原文,主旨更显赫些)

 

熊猫与帝国主义


熊猫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最受欢迎的中国符号,因此,也是最成功的形象输出,没有之一。在中国最封闭的年代,它甚至作为一种柔性外交的道具,为构建国际间的政治同盟起到了作用;反过来,熊猫的政治化和外交化,也更强化了熊猫的形象繁殖。晚近以来,好莱坞的《功夫熊猫》不必说了,就连宫崎骏的《龙猫》,也是从熊猫身上衍化出来的(据支菲娜《宫崎骏;别妖魔化我,我不是艺术家》,《南方周末》2013年9月19日)。仅此两项,已使得熊猫形象藉映像媒介无限复制,足以显示其作为文化符号的普世性,对于此,中国人当然是颇感欣慰的。

可是,从中国古典政治传统来看,从帝国意识形态来看,这样的成功,还不如说是失败。要知道,在“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了”的时候,我们从来不需要作什么形象输出,我们需要的只是形象输入。

检点历朝的对外关系史,总会跟这样那样的远方异兽不期而遇,最重要者,有西域宝马(“天马”)、犀牛(“兕”)、狮子、白虎(“驺虞”)、长颈鹿(“麒麟”)、大象……对于这些异兽的进口,历代朝野都郑重其事,刻意使之成为当时的“大事件”,往往以诗、赋、画种种方式,有文有图有真相,留下这些动物入华的“档案”:比如,关于马,汉武帝时因获得汗血马而留下了“天马之歌”(《汉书·武帝纪》),元时因西洋传教士入华献马而留下了《天马行》、《天马颂》、《天马歌》(据吴蔼宸编《历代西域诗钞》),乾隆因中亚部落贡马而留下了《大宛歌》、《巴达克山八骏马歌》、《爱乌罕四骏歌》;关于狮子,唐朝因西域献狮而有《狮子赋》、《贡狮图》(参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凫道人《旧学庵笔记·唐人贡狮图》),清朝因葡萄牙人献狮也有大量的《西洋贡狮子歌》、《西洋贡狮子赋》与《西洋贡狮图》(参《十朝诗乘》卷三《千里马西洋狮》、卷七《香谷西洋贡狮图及熊虎图》、《阿制府西洋贡狮图》);关于长颈鹿,明代留下了作为“同题作文”的《瑞应麒麟歌》及《瑞应麒麟图》(李若晴《玉堂遗音:明初翰苑绘画的修辞策略》第三章“麒麟远来”);关于象,清人留下了众多贡象、洗象的诗与画(参龙顾山人《十朝诗乘》卷四《索夫谣观象歌》、卷六《洗象》、卷十六《张亨甫咏象咏虎》)。

在先人的心目中,已经习惯性地将异域的珍禽异兽与帝国的优越意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试举古诗几例:元人周伯琦《天马行》:“属车岁岁幸两京,八鸾承御壮瞻视。驺虞麟趾并乐歌,越雉旅獒尽风靡。”(《历代西域诗钞》)清人蒋士铨《为陈约堂题大西洋狮子图》:“建初安息贞观康居两入贡,外此文犀天驷旅獒白雉先后来明堂。圣朝本不宝异物,王会一一图缣缃。”(《忠雅堂诗集》卷二六)厉鹗《陈居中蛮王入贡图》:“臣獒[髟不][髟而]献西洋,象齿如雪阇婆乡。三佛齐至两骕骦,一匹顿尘一腾骧。”(《樊榭山房集·续集》卷四)匍匐于天子脚下的,不仅是万国衣冠,还有八荒怪奇。

当殊国异域的动物作为贡品输入中土时,总会被视为“怀柔远人”的胜利,被视为帝国优越性的证明,于是,它们也就成了统治者进行政治表演的道具,构成君主崇拜的一环,起到强化其权力合法性的作用。事实上,那些远方异兽之输入中国,很多时候不仅是“远人”投我所好的结果,根本就是“我圣朝”辗转苦求的结果,如汉武帝为了夺取汗血马而远征大宛,王莽为了获取犀牛而重金打点黄支国王,郑和为了寻求长颈鹿而遣舟远赴非洲东岸,都是非常著名的例子。

从自古以来的动物进口史,就不难理解,近代以来的熊猫出口,实在是中国政治传统的背反,是帝国意识形态的赤字。在“天朝上国”的时代,我们是白银的输入国,也是动物的输入国,是别人输出动物以供我们“消费”;近代以来,形势颠倒,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我们成了白银的输出国,也成了动物的输出国,成了我们输出动物以供别人“消费”。动物之由输入到输出,多少反映了中国文明/国家从强势转为弱势的过程,这么说来,熊猫形象的成功史,恰恰倒影出中国政治的失败史。

还有一点,我们已经习惯了熊猫形象的重要性,以至于很容易忽略,熊猫为世人瞩目,是迟至十九世纪才开始的;而且,熊猫是中国的,但“发现”熊猫的却是西洋人——正如敦煌是中国的,但“发现”敦煌的也是西洋人。是在西洋人殖民世界这一历史背景中,熊猫才会被发现,其形象才会一跃龙门、身价百倍的。可以说,熊猫的发现,在显性方面,是西方博物学的成就,而在隐性方面,也未尝不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成就。说到底,不论古今中外,帝国主义是大同小异的,近代的西洋的帝国也一样喜欢古典的东方的帝国的把戏:熊猫作为来自“他者”世界的异兽,作为殖民主义的战利品,成了西方人消费/凝视/珍爱的对象,成了一种文化宠物,就像我们的祖先之于宝马、犀牛、狮子、白虎、长颈鹿、大象……

总而言之,熊猫形象在近代世界的流行,一方面是旧的中华帝国衰落的结果——我们丧失了古典时代的政治资本,已无法再进行动物输入,相反,我们还要通过动物输出,以示好于友邦,改善我们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也是新的西洋帝国兴起的结果——西洋人也跟我们霸道的祖先一样,不远万里地搜集奇珍异兽,通过活生生的动物展示,以构建无远弗届的帝国形象。从此角度而言,西方式的动物园,也是帝国博物馆的一部分,或多或少潜伏着殖民主义的幽灵,而老大中国独有的熊猫,就构成了其中的隆重节目。

按照张爱玲“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的逻辑,甚至不妨说:我们付出了一个帝国的代价,才换来了熊猫在全球消费文化领域的闪亮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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